守护一个梦

诗人们在自身与宇宙相通的无边无涯的精神世界里，披荆斩棘，艰苦卓绝，创造了惊风雨泣鬼神的语言奇迹；尤其在物欲横流的当下，他们放弃世俗生活的欢乐，铁锥般专注于诗域，那份沉忍，那份勇敢，那份韧性……使得记者差点把诗人称之为“英雄”了。最近，江南都市报记者杨瑾对身居南昌的部分诗人进行了采访报道。

王治川：42岁。供职于江西省肿瘤医院（放疗科，主管技师）。江西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。南昌市诗歌学会常务理事。南昌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中国散文诗学会江西分会会员。学历——上过卫校，在某医科大学进修一年，最终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作家班。成就——在国内外发表诗歌、散文诗、散文、文学评论等数百篇（首），获各类奖项数10次。

记者是在2月24日下午3时进入南昌诗人圈的。

第一个采访的便是王治川。他与记者交谈时，神采飞扬，发声吐字铿锵且有棱角。待到采访行将结束，王治川听记者说要把他所说的见诸报端，神态便犹如熊熊的火焰刹那间缩成一枚小火苗：“杨记者，见报时，能否把我所说的那些‘扎眼’的东西去掉，我怕影响我现在的生活。”

其实，王治川可能一厢情愿地把一些事看得过于严重了。但他在少年时代遭受的不幸，确实对他影响深刻。为了尊重王治川本人的意见，在此，只能简单而模糊地说一说。

1966年8月，9岁的王治川因冤案罹祸（全家受到牵连，于1968年下放）。王治川说，他在那冤案中，身心承受了巨大的创痛。他说他也是因此而接近文学的。

记者发现，王治川是个矛盾的人，有某种“结”在他身上还没有解开。过去的经历，使得他性格中躁动着桀傲不驯，愤世疾俗的成分。可在现实中，他又显得平和谦让和谨小慎微。“渡尽劫波依然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”应该说，王治川现在是个幸福的人，家有贤妻乖儿，自己又不嗜烟酒不沾赌，除写诗外，闲来唱唱京剧，搞搞收藏，集集邮票；在工作上，王治川认真负责，深得领导的器重，并且他撰写的医学论文，曾参加过全国性的学术讨论。一句话，王治川现在的生活和工作，皆为阳光普照。

然而，一个人不管他生存的状态如何的安稳，如果他的生命觉醒了，他就有一种“痛”。这种“痛”，日夜不停地鞭策他把某件事做得极致的好，以此来体现生命存在的价值。王治川要做的事，就是写诗。他说，哪天我的生命结束了，但愿人们说死了个诗人。

因有所牵挂，所以王治川的诗就有所局限。工作、生活和诗歌，到底谁最重要？到底谁可以舍弃？可能王治川此生都无法有个结果。这也是他永远的“痛”。

但他能豪迈地这样说：左手行医，右手写诗。

对王治川行的“医”，记者无缘目睹，他的诗倒是看到了——“站在岁月的高处／回眸不舍昼夜的大川／江河时而平缓东流／时而惊涛裂岸／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……”（节选自王的《秋天的怀念》）

眼前，王治川最迫切最清晰要追求的目标是，出一本诗集。他至今还没出过诗集。

程维：37岁。供职于《南昌人民政协》报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江西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。南昌市诗歌协会常务副会长。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员。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作家班。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颁发的“庄重文文学奖”，“江西省优秀文艺成果奖”，以及两次江西省“谷雨文学奖”和“陈香梅文化奖”。在海内外一百多种刊物上发表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。著有诗集《古典中国》。

尽管程维在做与自己心意相合的编辑之前，曾当过工人和商场售货员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在现实的经历上还是平淡无奇。他的另一种大起大落，波澜壮阔的经历，只是在他的精神世界里，或者说是在他的诗歌王国里展开的。

程维天生就是一个写诗的人。他爱上诗的原因，并不是得益于外在力量的推动，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的自觉行为。自幼喜欢涂涂画画的程维，10几岁时，偶然得到一本有许多插图的《唐宋词一百首》，便描摹上面的画，而把文字只是当作解说词来读。读着读着，竟觉得异常有趣，脸上浮出无瑕的笑意，如花朵在风中释然。

“这是我第一次与诗相遇。”

这一遇是天赐良缘，使得程维踏上诗路之始，便沐浴泱泱中国诗歌的浩然之气。程维如今在诗歌上取得不俗的成绩，当然与他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深彻感悟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。

程维对记者说，我自信自己是个成功者，如果别人持其富翁和高官的位置和我对换，我决不会干的。对我这样的人，写作就像呼吸和氧气一样重要。

程维对诗歌的态度，表现出一种清澈的执着。也就是说，这种执着，并不是咬牙切齿努力做出来的。他身上有儒家的性格，强烈的入世精神，使得他人情练达，世事洞明，不像有些现代诗人，蓬头垢面，于实现生活浑浑噩噩，摸不着东南西北。程维在诗上走得从容不迫，也与读者的厚爱和支持分不开。

1988年，他正在江西师范大学读作家班。那时生活非常窘迫，为了给孩子买3块钱的奶粉，他夜以继日地写诗以挣稿费。很多人给他来信鼓励他并有人给他寄钱。有个读者寄了100元钱给程维，还附言：“你不能停止诗歌创作，你是江西青年诗人中的旗帜，不能倒！”

就像中国古典诗歌第一次给了程维诗歌的生命，而人生中的真善美给了程维诗歌的第二次生命。他还能选择什么，他只有在诗歌之道路上走将下去，直至生命终结。

这也是他乐意做的，坠入于浓得化不开的诗歌情结之中，他要自救也要救他。

与程维道别时，他庄重地对记者说：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，做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要做诗人。这是对诗人的嘲弄。嘲弄诗人是犯罪。因为嘲弄一个诗人就是嘲弄一个民族。

看着他厚眼镜片后的眼睛和他的宽大泛光的额头，记者觉得，面对一个真正的诗人的确宛若面对一面旗帜。

“站在红旗下，我们不能抽烟，不能随地吐痰，更不能说脏话。”

牧斯：原名花海波。28岁。现在星火文学杂志社任美术编辑。发表诗作200多首。

牧斯是宜春某乡某村人。本来记者在此要把“某乡”的具体称呼写出来，可那个汉字连字典里都找不到。这样“某村”也就跟着倒霉。

在采访牧斯之前，熟悉他的人都对记者说：牧斯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谈也不愿说话。

一见到牧斯，果如其言。仿佛是这样一种情形：诗歌是他纵横江湖的一门得意武功，面对一个“三脚猫”之类的村夫野汉，岂不是浪费时间。

值得额手相庆的是，好在记者也曾于诗道浸淫了十几年。于是乎抖擞精神，使出浑身解数，终于博得了牧斯的微微动容。

我们的谈话虽然不至于呈现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的花团锦绣，但是太极高手所演练的拳路，非行家不能窥其门道。

牧斯是在乡村接受基础教育的。他是怎样一把被文学逮住的呢？说起来极其朴素——“15岁时，我正好读高一，有一次偶然看到校墙报上的文学作品，才知道世上还有‘文学’两个字。于是我也偷偷地干开了。”

高考落榜后，1990年牧斯只身来到南昌，进某民办大学念工艺美术系。1992年在《法制时报》任美术编辑。1995年进《星火》杂志至今。

牧斯是个非常纯粹的诗人，他把诗看得很重很重。他曾经为了诗歌，生活上白米饭加榨菜，如此过了3年。然而，在简单的生活中，牧斯却写出了极其复杂的诗；他不是那种自然主义的诗人，他只写内心的真实。所以，他的大部分诗作颇为晦涩、抽象，完全是形而上的苦行僧般的枯思玄想。

从乡村到都市，算来也有9年了，牧斯一直是租房子住。

“你是否有漂泊寄旅之感，对眼前这个城市保持一段距离？”

“不。我认为自己早已融入了这个城市，相反很厌倦乡村的家。从家乡走出来的那一天，我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往回走。”

牧斯对自己的诗很自负（他的诗确实漂亮），但他承认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弱智。现在他有女朋友了，围绕婚烟有一揽子烦心的事。

他说：“我害怕物质生活会影响我的创作，但有时又不得不去考虑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挺住多久。”

记者认为，牧斯现在的困惑，只是特定时期应有的症状，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会参悟更多，从而超越更多。

郭蔚球：68岁。现退休在家。原江西省文联副主席。已出版3部诗集。

郭老的个子不高，他身上有种“东西”令记者感动不已，因为他的笑容非常真诚，孩子一般。按照常理，到了郭老这般年纪，应该是平和好静的，呈现某种“老气横秋”，可他却恰恰相反，他给人的感觉是，始终处在“动”中，被一种激情所诱惑和召唤。

一个人写诗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出名？还是承受一种责任？

有的人出了名，但有可能他（她）和他（她）的诗一直都是在逃避：有的人认为自己生来就要为社会为人类受难，他（她）和他（她）的诗的气质都弥漫着浓重的忧患意识，可结果他（她）们却跌入了“古来圣贤皆寂寞”的命运；当然，也有不少做人为诗双双丰收的人。

记者认为，郭老属于上述所说的第二种诗人。40多年来，在诗圃里勤勤恳恳地耕耘，却没有达到“声名满京华”。可贵的是，郭老并没有由此发出“斯人独憔悴”的暮秋感喟。他永远保持着一种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激情。

郭老告诉记者，他感到现在时间不够用。他说他每天除了要浏览10多种报纸外，还要看书听音乐，以激发灵感，找到创作的切入点。

记者在郭老的书房看到，八九平方米的空间，几乎被书籍占去了七成。郭老说有时为了写一首政治长诗，要看几本甚至上10本的书。郭老还告诉记者，读书创作之余，他还喜欢旅游，他说他此生屐痕差不多遍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。他曾登过几次长城，可就是晚上没去过，于是他就选择了一个晚上去攀登长城……

这是一个怎样的老人呀！暂且不论他的诗写得怎样（记者认为这是次要的），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，他通过诗净化、提升了自己，他完全可以作为做人的最佳榜样之一，在他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人的——真诚、纯洁、崇高以及生命的热烈和充沛。

蒋为农：女。43岁。现供职于江西省邮电管理局文史中心。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。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南昌市作家协会秘书长，南昌市诗歌学会副会长。

与蒋为农交谈两个小时后，记者感到，女性比男性更适应写诗。

记者眼前的这个女人，内心世界太丰富太细腻了。从外表看她，或许你会觉得她有点怯弱有点自怜——像一只在早春的阳光中蜷缩自身而取暖的猫——但一旦风吹草动，这只猫就会迅疾而悄无声息地扑向目标———“静如处子，动若脱兔。”蒋为农与世界交谈的方式，充满女人特有的滋味。

蒋为农确实是敏感的，她说，她能于沟沟坎坎的树皮上，看到造型古朴别致、韵味十足的图案，稍加想象就有人物、动物、花鸟等形状次第扑入眼帘。于是，蒋画了一些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画。她还喜欢打坐（气功的一种）。她说她并非是迷恋气功，只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探索生命的奥妙。

“生命的本身太神奇了，穷尽我一生都无法认清。原来我着意于外在世界的某一点，这就像为了一枝一叶而舍弃整个森林，这样太傻了。”

蒋为农曾当过20多年的教师，其间担任过10年校长。在30岁之前，意气风发、才智逼人的蒋为农说过：此生不当上一个处级干部，便从12层楼上跳下来。斗转星移，世事沧桑，30岁之后，她想起自己说过的这句话，觉得可笑至极。

她是在1995年从教师岗位调至省邮电管理局文史中心当一般干事。现在的工作比以前轻松多了，并且收入也高了不少。所以，蒋为农对生命物质状态非常满足。她说，外在的花花世界与我没有多大的干系，我只想写诗，再就是向精神深处不断前行。

在本文，记者关注的虽然只是南昌诗人的生存状态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全省乃至全国诗人的生存状态的缩影。

很显然，当今诗人的境况，并非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么糟糕，他们大部分找到了自己称心的职业，他们只不过是在他们思考的世界里，显示了某些方面的困惑和痛苦。

我们这个时代正处在转型的变革之中，为数不少的人为了迅速地取得利益，扔掉了许多美好的东西。

人类的梦想是想活得富裕而高贵。为了守护这个梦，诗人总是以终极关怀的姿态在风雨中在黑夜里站岗。